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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
作者：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康宝莱中国区总裁郭木：健康中国战略为营养健康产业带来广阔市场机遇******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1月9日电 题：康宝莱中国区总裁郭木：健康中国战略为营养健康产业带来广阔市场机遇 中新财经 吴家驹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市场监管机制的政策，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有利于行业的稳定、规范和长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的公平性和便利性得到不断改善。”康宝莱中国区总裁、全球高级副总裁郭木近日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如是说。 他表示，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更加坚定了我们持续投资中国的信心。在营养健康产业，我们看到了中国广阔的市场机遇。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自1998年在中国开设第一家工厂以来，康宝莱进入中国市场已经20多年了，您能否介绍下康宝莱在中国市场取得成绩的背后，采取了哪些本土化策略？ 郭木：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改革开放带来中国的经济腾飞，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开辟了历史性的机遇。康宝莱深耕中国市场20余年，成就康宝莱在华蓬勃发展的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的持续升级，更是中国不断以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所彰显出的大国胸怀。 对于康宝莱来说，中国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市场，更是全球价值链中意义非凡的组成部分。我们致力于不断推动本土价值链的现代化升级，大力提升本土研发创新和生产制造水平，以更本土化、多元化的营养产品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2019年，康宝莱在上海投资1.6亿元人民币建立了全球首个产品创新中心，助力公司在中国实现端到端的本土化创新，帮助我们将营养科学领域的成果，快速转化成营养健康产品。自创新中心建立以来，康宝莱已经在中国上市了近40余款新产品。 在中国，我们持续强化本土制造实力。康宝莱在全球拥有五个制造基地，其中有三家在中国，分别设立在苏州、长沙和南京。2000年，苏州工厂开始投产，为中国市场生产粉状和片剂产品，并在2012年实施扩容。同年，康宝莱在长沙开设了全球原料基地，实现了公司原材料供应链的一体化。2016年，南京工厂正式投产，目前主营生产蛋白混合饮料、蛋白营养粉、部分片剂产品以及运动营养产品。 近年来，新式茶饮的热潮席卷中国市场，也带动了消费者对康宝莱茶饮产品的需求。此前，茶饮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制粒”环节只能在美国完成，生产和上市周期较长。今年，我们投资近5000万元人民币在南京工厂建设了茶粉固体饮料生产线，生产效率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康宝莱中国也成为茶粉固体饮料在美国以外的唯一生产基地。目前，新产线已经正式投入使用，每批次设计产能可达500公斤。此外，产品上市时间也缩短至此前的三分之一，快速满足中国市场对于这一产品的需求。 中新财经：近年来，中国持续实推进健康中国行动，中国消费者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对康宝莱的业务带来了哪些影响？ 郭木：随着“健康中国”正式升级为国家战略，以及公众越来越重视自身的营养与健康状况。例如，近年来中国肥胖人数不断攀升，健康意识的提升让代餐成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实现营养目标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工具。 今年我们举办了“康宝莱代餐科普日”活动，并发起了针对中国消费者代餐消费情况的调研。调研结果显示，中国消费者对于代餐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持续提升，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前景广阔。 近些年来，中国也迎来了全民健身的热潮，从马拉松、骑行、居家健身，到以飞盘、桨板、陆地冲浪等项目为代表的广受年轻消费者追捧的新兴运动，我们能够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正在追求一种更加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与康宝莱所倡导的“营养+运动”的健康生活理念高度契合。在运动营养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国广阔的市场机遇。 此外，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90后、甚至95后群体将目光投向了健康、养生，并希望通过科学使用营养保健品来帮助提升自己整体的健康状况，康宝莱的顾客群体在近年来呈现出越来越年轻的趋势，80%是80年代后出生的人群，25%是95后。现在很多年轻人希望自己“有颜有型”，康宝莱也相应地开发了更多定制化的新产品。 中新财经：康宝莱对于中国市场有哪些展望和布局，能否介绍下公司的战略规划？ 郭木：康宝莱未来将继续发力体重管理领域，加强产品创新，丰富产品组合，深耕个性化营养市场。今天，千人一面的产品选择已经无法满足广大消费者日益凸显的个性化需求。每个人由于年龄、性别、人生阶段的不同，对于营养和健康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有可能是减重，也有可能是日常的体重管理、营养补充以及运动营养方面的需求，等等。依托位于上海的产品创新中心，我们将不断研发出更符合中国消费者口味和需求的产品。 我们将持续以高质量服务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康宝莱在中国的服务商很多都拥有营养师认证。他们为消费者一对一进行辅导，鼓励消费者拥抱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这一模式更加契合今天消费者所期待的精准服务。同时，我们也将加速数字化转型赋能服务商，为他们打通“一对一”精准顾客服务的资源和平台链路，从而更好地聚焦客户需求，推进顾客服务的场景化、精细化运营。 中新财经：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外商投资政策支持。对此，您有哪些较深感受？ 郭木：近年来，中国在优化外商投资政策和营商环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中国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市场监管机制的政策，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有利于行业的稳定、规范和长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的公平性和便利性得到不断改善。 在登记注册方面，政府部门不断深化“证照分离”、“多证合一”等商事制度改革和提供高效便利的登记注册服务，对保健食品注册实现注册、备案“双轨制”，形成监管法规体系化、技术及产品标准化；在监督管理方面，根据企业信用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创新推行包容审慎监管。这些政策都有利于行业的稳定、规范和长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的公平性和便利性得到不断的改善。 此外，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广大企业提供了包括进博会、消博会、购物节等在内的众多优质平台，这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形式对企业推广产品、提振业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面对世界格局变化和疫情挑战，中国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持续投资中国的信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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