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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烟霞里》以个人经历织就时代中国与文化故乡的编年史******

　　《烟霞里》书封　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中新网北京1月9日电 (记者应妮)作家魏微全新长篇小说《烟霞里》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这不仅是作家沉潜十几年推出的力作，也是她的转型之作。

　　魏微成名较早，她的《化妆》《大老郑的女人》《一个人的微湖闸》《拐弯的夏天》《胡文青传》等都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品。2004年魏微获得鲁迅文学奖时刚34岁。2011年，她又获得华语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项。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曾说过：“魏微曾经是凭茸毛般的敏感去迫近人性，但现在，她知道，想象人性和辨识个人还要经过浩瀚的人群，需要机变百出、纵横捭阖的理解力。谁知道呢，也许她会由此变成一个更强大、更持久的作家……”评论家孟繁华称：“魏微是能够给人期待的作家。她小说里的日常生活，艰难但温暖，低微但有尊严。”

　　继2012年发表了《胡文青传》之后，魏微几乎再无新的作品面市。直到2022年12月，她的新作《烟霞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用作品回应了读者的期待。

　　在创作《烟霞里》时，魏微大胆采用了极富挑战性的编年体结构方式。她借由女主人公田庄的出生到离开，逐年检视和铺写了田庄在1970年到2011年间的生命段落：学龄前的烂漫童年，小学中学时的叛逆懵懂，大学青涩的恋爱和对大城市的憧憬想象，工作结婚后平直疲乏的日子，步入中年的空虚与挣扎。

　　出生于1970年的田庄，有着乡镇、县城和一线城市等三种生活体验，她的经历完美涵盖了当下大多数人的成长轨迹。上县城、离开乡土；盖房子，成为城里人；高考冲刺，南下广州；买房炒股，赚外快；旧城改造，招商引资；互联网经济、智能手机时代；家庭主妇、女性意识等等。沿着田庄的成长地图，无论是“70后”“80后”还是“90后”，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鸣的一个角落。《烟霞里》实现了对三代人成长的编年，小说中藏有每个人的记忆元年。

　　事实上，编年体的写法难度很大，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谈到了《烟霞里》作者自设的创作难度：“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事件需要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融合不好就会变成社会调查报告，魏微在创作中成功克服了这些难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分享了编年体的阅读体验：“读者会不自觉地将个人在某一年的经历，拿来跟小说人物这一年的经历对照起来，这是一个探索和唤醒记忆的发现过程，非常有趣。《烟霞里》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小说。”

　　该书用社会变迁与个人生活起伏所交织的力，以1970年为起点，平行推起每一年的生活流变，直到2011年女主离开。所不同的是，《烟霞里》的这段记忆刚刚过去，还留有新鲜的味道。这就使得《烟霞里》获得了十足的当代性，极易与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

　　面对历史记忆，并将它在小说中准确再现，这对善于处理内心情感的女作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魏微用《烟霞里》跨越了这个挑战。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洱敏锐指出魏微创作上的变化：“《烟霞里》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对个人命运和大时代之间那种细小、直接的关系的建立，下手非常准确、利落、坚实。”

　　魏微曾在《烟霞里》的开篇点明创作旨意，写一个人的出生入死，女主田庄的一生平淡琐碎，但哪一个的一生不起波澜？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说，“《烟霞里》写的是日常的、平常可见的生活，但也仍然有出生入死。”田庄就出生入死在非英雄式的无事的消磨中，作家魏微用尽耐心给读者呈现了她这种难以诉说的生命体验。(完)

报告显示：超六成受访者认为应强制企业公开算法******

　　光明网讯（记者 李政葳）“当前，国内对于算法治理的基本思路和框架都是清晰的，而分级分类精准治理的模式应当可以解决如何落实的问题。”在日前举办的“2022啄木鸟数据治理论坛”上，谈及算法治理的现状，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梁正表示，算法分级分类本身不是目标，而是要针对不同风险场景配备不同监管规则。

　　论坛由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人工智能治理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主办。其间，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发布《算法应用与治理观察报告》《个人信息安全年度报告》《平台经济反垄断观察报告》。

　　记者了解到，《算法应用与治理观察报告（2022）》，梳理了国内外的多项法规，结合热点事件及应用场景呈现了算法治理现状，并发布千份算法治理调查问卷了解公众对算法公开和算法治理的了解程度和基本态度，最后基于多方调查分析，给出了当前算法趋势观察以及未来治理方向建议。

　　报告发现，目前国内算法治理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企业的算法公开主要依靠官方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系统，或在舆情事件发生之后。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半受访者承认算法让自己的使用体验更好，但仅一成受访者认为企业算法公开做得很好，逾六成的受访者称曾遭遇“大数据杀熟”；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强制企业公开算法。

　　“在数据、算法方面治理政策进展显著，在平台与应用方面的政策和落地尚需加紧。”中国科学院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委员曾毅认为，目前人工智能伦理有三个相当紧迫的问题需要被正视：首先，人工智能应当被适度使用；其次，目前人工智能服务知情同意落地艰难，被迫知情同意普遍存在；最后，目前用户数据的授权撤销在人工智能服务中存在巨大挑战，需要监管和更高层的网络服务提供方联合提出更合理的政策与解决方案。

　　针对日前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寒表示，从算法治理角度来说，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与之前的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思路有所不同，前者采用了一种“三位一体由的数据与技术规范。

　　具体来讲，由于深度合成技术的门槛较高，技术支持者也被纳入了监管范围内。比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提供智能对话、合成人声、人脸生成、沉浸式拟真场景等服务，应当进行显著标识，这就将更重的责任落在了服务提供者身上。

　　中国社科院科技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段伟文提到，算法治理需要构建可信任的算法认知，而这需要产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产业要努力提升算法精准性、透明度，减少偏见，减少歧视；消费者则需要提高数字素养，提升算法意识，加强在人机互动中自主性、控制感和协同意识。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