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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彩神客户端下载2022-02-16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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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第三集《铁规矩硬杠杠》******

　　2022年10月25日，党的二十大闭幕后第三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鲜明宣示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带头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坚定决心和鲜明立场。

　　将时针拨回10年前，也是在党的十八大刚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为加强作风建设立下规矩。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了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同时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的报告

　　党的二十大对全党发出了“三个务必”的号召，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高度，对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出战略部署，强调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对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作风形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新时代推进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

　　曹书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二级巡视员）：为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了意见，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牢记“三个务必”，不断增强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作风建设的政治自觉，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把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

　　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要求，必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严字当头、一严到底，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始终保持震慑效应。

　　李金早（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一件小事忽略了，两件小事忽略了，最后真正地是违法犯罪的事，就不把它当回事了，是非观念上逐渐地淡漠，这的确也是很惨痛的一个教训。

　　李金早，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2020年7月接受审查调查。他违纪违法问题的一大特点，就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十分突出，追求所谓“生活品质”、贪图奢侈享乐，逐渐从破纪到破法，从量变到质变。

　　董文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在违反八项规定（精神）这个问题上，应该说他是比较典型的，像他接受宴请、收受礼品，高档礼品、贵重的物品，从量上面讲都比较突出。作风问题还要从小抓起，从小事从细节上抓起，一顿饭、一个小礼品都可能使你的防线松动、后退，在李金早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

　　李金早曾先后任桂林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他的蜕变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发生的。当上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后，李金早感到很多事都变得比过去“方便”了，特权思想、特权意识开始抬头。

　　李金早：如果说我在这个过程中间，真正地珍惜党和人民给予我这个权力、给的这个平台这个机会，应该是比过去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这样才对，但是我没有做到这一点。去办一个事儿，有的像是看个病，还有出个差，你到哪里有人接待等等，这都是一些方便，很容易冒出来就觉得是不是跟自己、跟家人、跟朋友顺带地更加方便，等等。

　　权力带来的“方便”让李金早深感享受，逐渐地在各方面都想找“方便”，甚至开始主动用权力换“方便”。

　　董文彬：他妻子当时在当地的税务部门上班，上下班不方便跟他说，他就想办法跟商人老板借了一辆面包车给妻子开着，但是有一次别的人跟他开玩笑，你一个市领导爱人就开一个面包车，他一听这个话他也觉得没有面子，又跟商人老板借了一辆小轿车给妻子开着。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到后来他就必然要发展到收受巨额的钱款。

　　在桂林期间，对于商人老板宴请和他们逢年过节送上的礼品、礼金，李金早内心认为这是“小事小节”。在和商人老板的交往中，听到的是一片吹捧之声，这也让他感到陶醉，越来越热衷于出入酒局饭局。

　　工作地点转到南宁后，李金早继续担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并先后兼任自治区发改委主任、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等重要职务。随着职务不断提升，他对物质的欲望也进一步增长，陆续收受了大量黄金制品、手表、红木家具、砚台等贵重礼品，并开始收受大额钱款。

　　董文彬：随着他个人逐步地腐化堕落，责任感也降低了，被腐蚀了，更多地考虑怎么去享受生活，胃口越来越大，越来越不满足于这些“小打小闹”。

　　李金早一方面物欲在膨胀，一方面则将纪法意识抛诸脑后。到自治区工作后，他在南宁分配了相应的政策性住房，按照规定，就应当退还在桂林原有的政策性住房，但他却一直违规占用不肯退还。到2011年，他调任商务部副部长，在北京又重新分配了政策性住房，但他却仍然继续违规占用南宁和桂林的两套房产。这自然引发了一些干部群众的不满，中央纪委接到了相关问题反映，立即函询了李金早，要求他作出说明并依规腾退。然而李金早却仍然舍不得退房，反而弄虚作假、欺骗组织，采用退钥匙不退房、交房本不交房的手段来掩人耳目，名退实不退。

　　李金早：还是想是不是过了这阵风以后，是不是自己还可以用，还是自己的私心在作怪。

　　回过头看，如果在当年组织函询时，李金早能重视自身错误，反思纠正，或许就不会在违纪违法的邪路上越走越远。然而，他却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李金早：本来组织上给了我一个机会，但是我当时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就像是一个医生提醒病人一样，你这个事情恐怕就是该注意，眼睛开始发红了，或者是鼻子开始有什么问题了，但是病人觉得这没什么，使得这个病菌逐渐在积聚，最后到质变了，等你发生大的时候就已经是“癌症晚期”了，这是忠告，也是我血的教训。

　　李金早非法收受财物的90%，发生在这次组织函询之后。在商务部工作期间，他结识了越来越多商人老板，看多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欲望进一步升级，犯下的错误也由此迅速升级。

　　董文彬：他在南宁的时候住的房子是别墅，那么他到北京以后，他就想着自己在北京也弄一套别墅，但自己又没有钱，又买不起，怎么办？跟相应的老板去要。

　　2014年，李金早调任原国家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机构改革之后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感到这是仕途最后一站了，开始利用权力和影响力大肆敛财，并为儿子经商办企业提供资金、人脉等各种帮助。

　　董文彬：孩子自己在外面经商办企业，自己又没有钱怎么办？就靠老子。父亲就利用自己的面子，利用自己所谓的人脉资源，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他四处化缘。然后老板给钱，打到儿子的公司，让他去进行所谓的投资，“衙内腐败”在李金早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李金早：这个确实反思起来，我也是心里很痛苦的，既是耽误了儿子也是害了儿子，带坏了家风，也害了家属。

　　2018年5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调查另一起案件中，有一名涉案商人交代曾多次宴请李金早，并送给他金条等贵重物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随即对李金早进行了走读式谈话。

　　董文彬：第一天他也承认了，交代了，也表示要把东西退出来，他回家以后经过考虑，反悔了，并且当天回家以后，他就和妻子一起，把家里所有的贵重物品打包转移。第二次来谈话的时候他就开始否认了，他否认有这么个事儿，否认收金条。

　　李金早不甘心受到处分，也揣测自己更严重的问题并没有暴露，认为或许可以蒙混过关。于是，第二次谈话他就改口不认，还表示如果组织认定他收了，他只能去买金条来退缴。他甚至还自己导演了一出戏，安排妻子专门到一家商场去买金条，并让朋友陪同，以便有人“见证”。大费周章的目的，是想伪造“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虚假说辞。

　　李金早：实际上人家给了，自己确实是收了的，当时我回想起来，如果说我真正地，认真地对这个党纪国法有敬畏，应该要举一反三了，我不仅没有举一反三，而且就指出来的问题都没有彻底地去纠正它。

　　那段时间，李金早出于恐惧，和商人老板的交往暂时收敛了，然而过了一阵，他看到组织没有再找他谈话，认为已经“过关”，又开始故态复萌，频繁出入高消费的豪华酒店或私人会所，和商人老板吃吃喝喝。尤其恶劣的是，2020年全国“两会”刚一闭幕，李金早就直奔一家五星级酒店赴宴吃喝。刚下会场，就上酒桌，堪称肆无忌惮。

　　董文彬：参加的饭局，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比较高档的私人会所，或者高档的酒店里面。从2018年下半年，到2020年7月份他被立案调查期间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又接受了近100次的商人老板的宴请。

　　李金早严重误判了组织的态度和决心。他的问题线索并没有就此了结，他前后矛盾的表现反而引发了更多疑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他持续关注，陆续发现了更多问题，掌握了切实的证据，最终宣布对他立案审查调查。

　　李金早：自己就有一种侥幸心理，回想起来确实也是教训深刻，没有按照八项规定（精神）来办，这个的确是很不应该，是很不应该的。

　　每一次警示提醒，对李金早其实都是一次悬崖勒马、减轻罪错的机会，但他却全都错失了。当问题发展到积重难返的程度，再后悔已经太迟。2022年4月，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李金早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550万余元，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新形势下，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盯住老问题、新情况，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露头就打、常抓不懈，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盯不放、久久为功。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作风持续向好，促进党员干部更好担当作为。

　　曹书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二级巡视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敌，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践行真抓实干、求真务实，一步一步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变成现实。

　　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大政方针，紧盯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问题，紧盯敷衍了事不作为、任性决策乱作为问题，紧盯权力观扭曲、政绩观错位、事业观走偏问题，紧盯加重基层负担、搞层层加码问题等，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持靶向纠治、一抓到底，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供有力作风保障。

　　江西省吉水县的这座中国进士文化园，在当地群众眼中就是一个劳民伤财的项目，这座占地460亩的园林规模庞大、建设考究，但参观者却寥寥无几，巨额投资的结果是常年亏损。江西省委巡视组两次到吉水巡视时，都收到老百姓的相关反映，同时也收到了决策修建这一项目的县委书记袁守旺其它方面的问题反映，并移交省纪委监委进行了深入调查。

　　袁守旺（江西省吉水县委原书记）：当了县委书记以后，好大喜功，追求高大上，也是属于典型的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

　　袁守旺，江西省吉水县委原书记，2021年4月被立案审查调查。2016年，他由县长提拔为县委书记后，提出了修建中国进士文化园的计划，还要求要达到“中国之最、世界一流”，“百年不淘汰，十年不落后”，当时许多干部提出了不同意见。

　　李长生（时任江西省吉水县县委常委）：班子成员都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或者是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个项目投资比较大，当时县里面在民生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大班额”的问题，菜市场的问题，吃水难的问题，停车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摆在这里的民生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大班额”就是当时吉水百姓最迫切盼望解决的一大难题。教育部规定，中小学标准班额是小学45人、初中50人，如果一个班超过56人就叫做“大班额”，超过66人则是“超大班额”，而当时吉水县校舍和教师资源不足，部分学校“超大班额”现象严重，全县“大班额”的班级超过460个，学生、家长、教师都深受困扰。

　　罗梅兰（江西省吉水县文峰小学教师）：之前说实话是比较严重的，基本上是七八十人一个班，最高的班是达到九十人一个班，学生课桌已经坐都不好坐。家长意见也比较大，因为坐在后面的看又看不太清，听也听不太到。

　　刘小冬（学生家长）：怨气很重，我们在校门口接小孩，我们家长在一起也会议论，学校一个班这么多人，我们孩子怎么学习？

　　当时除了“大班额”问题，还有偏远乡镇饮水难、乡村卫生院改造、城区菜市场不足等问题，都是群众急难愁盼的焦点。而吉水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县，2017年才完成所有贫困村脱贫摘帽，当年财政收入仅10个亿，除掉硬性财政支出后，实际可用的寥寥无几。但袁守旺却不顾这些实际情况，也无视其他干部的意见，执意要高规格高标准打造进士园项目。

　　袁守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投资我们哪怕勒紧裤带，一定要把它投资建设好，如果是在我手上做成了，甚至这个地方可以成为一个百年历史的这么一个场所，就是留名于后代。留名留声的这种作怪的心态，名利思想。

　　在袁守旺“一言堂”之下，进士园项目于2017年10月动工。对于百姓来说，看着那边大兴土木搞进士园，里面博物馆、藏书楼、文庙、号舍、状元阁、状元街、状元府第、武状元考场一应俱全，这边却是自家孩子读书需要的教学基本条件迟迟得不到改善，自然非常反感。

　　周明芳（江西省吉水县文峰小学校长）：建那个进士园等等，这个不是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读书、就医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老百姓议论最多的就是，为什么不拿这些钱来解决我小孩上学的问题。

　　而进士园项目由于不经充分论证就盲目上马，也不断带来种种尴尬。起初，园里规划有一座以“文曲星”为主题的巨型雕塑，做好后才发现，国家有规定严禁以传承文化、发展旅游、提升形象等名义盲目建设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大型雕塑，对雕塑尺寸有明确的上限规定，纯铜打造的“文曲星”因超标只能躺在仓库里无法使用，最终被熔掉回收，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浪费，已经建好的巨大雕像底座至今空置在园区里。

　　罗来德（江西省吉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这些建成的部分是这个雕塑的底座，光这个底座整个范围，打造已经花了2700多万。上面的雕塑部分呢，它也2700多万，已经熔化掉了。挺尴尬的，有的时候游客进来了就会问，这是什么东西。

　　进士园项目最初计划投资3个多亿，然而兴建过程中又不断超出预算，最终总投资高达6.8个亿。2020年9月开园后，由于要买门票，本地百姓很多都一次没进去过。而来吉水的外地游客又不多，门票收入远远低于日常维护管理费用，常年亏损，广受诟病。

　　余剑刚（江西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这种扭曲错误的政绩观、发展观出现之后，对老百姓的影响也是最直接的，民生方面的支出就被挤占、挪用，影响到老百姓的民生福祉和切身利益。2020年吉水县政府确立了十件民生实事，但在巡视回头看过程中，发现有六件没有完成。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背后是能否坚守理想信念、能否坚持人民立场的问题，是为公还是为私、为民还是为己的问题。如果理想信念基础不牢，宗旨意识不坚定，就容易把握不住权力的双刃剑。

　　袁守旺：和群众的观念也越来越远了，和群众的深入调查、深入基层也更少了，在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急难愁盼的事情了解得不多。

　　吉水县委办公楼里的这道铁门，可以说是袁守旺脱离群众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标志。他担任县委书记后，表示需要避免“闲杂人等”打扰，要求在自己办公室和楼道之间加装了这道铁门，门外设了值班岗，要见他必须先通报。被这道铁门隔开的东西，其实有很多。

　　余剑刚：有些老百姓想反映一些情况，想见书记，包括一些干部想见袁守旺都很难，都要通过这种接待人员通报，批准之后才能见到他，一步步就离这个群众，干部群众越来越远。

　　袁守旺给自己起的微信名字叫“老表开心”，“老表”是江西方言对老乡的亲切称呼，他起这个名字，也是想要塑造一种亲民的形象。然而实际上，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他和“老表”们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袁守旺：愧对“老表”，我犯的错现在不但是没有给“老表”带来开心，而且给我们“老表”的利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江西省纪委监委从袁守旺的作风问题查起，随后发现他还存在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办事，非法收受4000多万元财物的行为。2021年9月，袁守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2年5月，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袁守旺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

　　江西省把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下大力气整治发展理念偏差、政绩观扭曲、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对于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严肃查处、公开通报，督促全省各地举一反三，坚决杜绝因政绩观偏差、作风不实带来的发展隐患。

　　吉水县新一届领导班子认真落实纪检监察建议，对全县项目进行梳理，为避免产生新的浪费，对已建成的进士文化园等项目，以市场化方式引入文化公司进行运作，推动经营状况不断改善；对于不符合新发展理念、违背国家产业政策的十多个项目坚决拿下，节约财政资金11.1亿元，新建改建医院、菜市场、停车场，解决了一批老百姓急难愁盼的突出问题，老百姓曾经反映强烈的“大班额”问题，通过新建多所学校也已得到妥善解决。

　　罗梅兰（江西省吉水县文峰小学教师）：化解“大班额”之后我们老师感觉上课轻松多了，课堂效率整体是一个大的提升，就是我们能够关注到每一个孩子。如果是人多了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那么多孩子，我们肯定就很难找到每一个人他们不懂的地方。

　　罗秀英（学生家长）：就是说孩子关注度高了，心情好了以后，就是觉得孩子的成绩都会提高一些。因为孩子高兴了，我们做父母的也高兴。

　　作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坚持严的基调，全面从严、一严到底，又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不断铲除不正之风这个滋生腐败的温床，不断提升正风肃纪反腐的综合治理效果。

　　苏静（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研究室副主任）：不正之风和腐败实际上是同根同源，它们是互为表里的。那我们从很多腐败案件也可以看到，很多案子都是由风及腐、风腐一体的。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不正之风是会滋长腐败、而腐败又会助长催生不正之风，所以我们要健全风腐同查的工作机制，对风腐一体问题要深挖彻查，这样才能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纪检监察机关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精准把握当前作风问题与腐败交织的现实特点，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反“四风”、反腐败、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多管齐下，深挖细查腐败案件中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清除隐藏在各种酒局饭局、各种人情往来背后的利益勾兑、团团伙伙，斩断“四风”问题与“七个有之”交织勾连的利益链条，推动作风建设持续深化，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净化。

　　张敬华（江苏省委原副书记）：后悔的就是我法纪观念的淡薄，不应该出这种错误。完全是自己的原因，思想认识各方面都没有做到位。

　　张敬华，江苏省委原副书记，曾任徐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镇江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2021年12月接受审查调查。他的问题，始自贪图小便宜、始自同学圈朋友圈，呈现由风变腐、风腐一体的特征。

　　黄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对张敬华来说，作风问题是早有苗头，他在外面吃吃喝喝，后来发展到对一些红包、购物卡、伴手礼来者不拒了。

　　党的十八大后，张敬华先后担任过镇江市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身为一地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他也多次在大小会议上传达中央精神、提出相关要求，但却没有真正把这些要求记在心里，落实到自己身上。

　　张敬华：中央对廉政建设要求非常高，不是不知道，知道，但是心里面就是没有紧起来。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不能违规组织、参加同学会、校友会等活动，提醒领导干部要注意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张敬华却不以为然。2014年，他和一些大学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开始定期聚会。在这种“同学会”上，职务最高的张敬华自然成为了众人的中心，甚至还有远在北京、江西等地的同学专门跑到江苏来参加聚会，一些人表面上是看重“同窗情谊”，实际看重的是张敬华的职权。张敬华后来涉嫌受贿的金额当中，很大一部分和大学同学相关。当商人老板以“同学”身份提出请托，当权钱交易披上一层“同学情”的外衣，张敬华接受起来似乎就更加坦然。

　　黄涛：他也比较享受这种老同学排队敬酒，互相吹捧的这种感觉，商人老板就借机提出一些请托的事项，表面上是同学聚会，实际上是权钱交易的一个交易所。

　　领导干部的家风也是作风的重要表现，如果治家不严、家风不正，极易诱发腐败问题，这一点在张敬华身上也体现得非常典型。他的妻子和岳父向他提出，希望他帮助亲戚承揽工程项目，张敬华立马答应了，帮他们打招呼先后在徐州、镇江拿到了几个工程。

　　起初张敬华只是想给妻子家帮忙，然而，后来问题性质就逐渐发生了变化。两个亲戚挣到钱后，把一部分利益给了张敬华的妻子表示感谢，张敬华对此也完全知情。他并没有警惕拒绝，反而从中尝到了甜头。此后，他利用职务便利帮这两个亲戚参与了南京一些重大工程项目，从中也自然获得巨大利益。到这时候，这两个亲戚实质上已经成了张敬华的利益共同体和利益代言人。

　　黄涛：家风不正，在他的贪腐过程中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敬华当官家里人挣钱，属于政商一体，名利双收，当时是风光无限。结果到头来，锒铛入狱，人财两空，成为了一个既没有管好自己，也没有带好家庭的这样一个典型。

　　不论是同学圈朋友圈的问题，还是家风问题，主要责任还是在领导干部自身。回头反思，张敬华也承认，关键还是由于自己内心一直存有贪欲。

　　张敬华：主要是我自己的原因，把这个钱财看得太重了，自己既想当官又想拿钱，觉得这种想法也是存在了很多。

　　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这样的心态，在张敬华处理家庭房产的问题上体现得尤其鲜明。他到南京任职后，短短几年里频繁买房卖房、倒房换房，先后涉及四处房产，每一套都通过违纪违规乃至违法手段获利颇丰。他先是动用职务影响力，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在玄武公馆买下了一套房产；不久后，他又看中了斯亚花园的一处面积更大、位置更好的房产，授意相关部门找开发商“沟通”，提出希望对方低价出让，更为匪夷所思的是，他还提出希望直接用玄武公馆的房子来“置换”。开发商顾忌张敬华的职务身份，同意了这桩显然不公平的“置换”。张敬华实际相当于少付购房款近三百万，拿下了斯亚花园的房产。

　　黄涛：首先人家不愿意卖，是一个强买的过程，买了以后又要低价，低价了以后还不够，还要置换，钱他都不愿意掏，我拿现有房子跟你换。反映出他的贪小便宜的思想，为了自己一点小小的利益，公然动用自己的权力，还把多个部门都裹挟到其中，思想根源上就是私心作祟，贪占便宜。

　　山河水则是南京一处温泉别墅区，张敬华认为颇具升值空间，于是买来投资。他一方面从开发商那里拿到了远低于市场价的“优惠”；另一方面，买房资金则是找关系密切的老板来出。房屋升值后，张敬华再以高价卖出，一买一卖又获利数百万元，继而再将卖房所得投入海珀星晖花园购买了两套房产，进行新一轮投资。张敬华一直以学经济的专业干部自居，遗憾的是，他却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上，而是沉迷于算计经营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黄涛：不正之风和贪腐，其实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别人给他的大额的钱款，他要么不急于兑现，要么就是把钱变成房子、股票藏在别人名下，其实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慢慢地变化。

　　经查，张敬华累计收受财物数千万元。2022年5月，张敬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张敬华：从一个农村少年走到省级领导岗位，没有组织培养是完全不可能的，还是一句话，是自己的错，是我自己的错误，对不起组织，也对不起家人。

　　俗语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许多干部就是这样从“四风”问题开始，从破纪到破法，从量变到质变，最后铸成大错。因此，对“四风”问题、轻微腐败现象必须坚持露头就打、抓早抓小，防止由风变腐、小腐变大腐。

　　曹书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二级巡视员）：作风建设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要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推进自我革命必须紧紧扭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发扬钉钉子精神改进作风，认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从严治党新成效赢得群众信赖和支持，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

　　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党，就是为人民办这些事的，看到人民生活好起来了，富裕起来了，有钱花了，孩子们受到好的教育了，老人们医疗有保障了，我们就高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延安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勇于自我革命保证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新的征程上，全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东西问·中外对话 | “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题：“银发浪潮”汹涌而来，世界能给中国哪些启示？

　　中新社记者阚枫

　　当“老龄化”伴随“少子化”，“一老一少”成了很多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2021年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已达到“中度老龄化社会”的指标。

　　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遇到“银发浪潮”，如何将“老年负担”变“长寿红利”，这是中国必须攻克的大课题。

　　环视全球，西欧是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地区，而亚洲国家中，日本、韩国都有应对老龄化的丰富经验，东西方社会可以给中国提供哪些“他山之石”？

　　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林玲子，韩国东国大学原社会学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金益基，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和荷兰跨学科人口研究院(NIDI)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老龄化中心主任贝斯图与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展开对话。

　　专家们表示，老年人群并非社会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激发人力潜能。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现实，充分利用所拥有的人力资源，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与人口数量相比，人口政策更重要

　　杜鹏：对于老龄化，中国舆论中出现了对人口抚养比和经济增长动力削弱的忧虑情绪。在人口政策调整和社会配套跟进方面，日韩两国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中国的经验之谈？

　　林玲子：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由人口数量决定，而在于人口政策能否最大化发挥人力潜能。一个能够充分发挥现有人口能力的政策，比单纯的人口数量更重要。亚洲国家必须适应逐渐增多的老年人口，从而相应地调整政策。

　　金益基：韩国社会已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变化的主要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开始下降。现代化、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计生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对韩国人口变化产生了影响。1996年开始，韩国政府改变了政策风向，由限生转向促生，但这为时已晚，日本和韩国的促生政策都没有收到实效。

　　杜鹏：贝斯图教授在新近的学术论文中认为，如果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低生育率可能不会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持续发展构成大的障碍。能否概述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

　　贝斯图：这是基于沃尔夫冈·卢茨提出的“人口新陈代谢”概念得出，即一个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人们的技能水平相对更高，且人力资本的改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这种人力资本的转变就可抵消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需要适应新的人口结构现实，释放社会中人口的全部潜力，而不仅仅是创造和要求更多的人口资源。

　　让年轻人生孩子，什么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杜鹏：应对低生育率，世界不少国家的经验大致分三个方面：从产假、育儿假等方面给予时间支持，从津贴、减税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从托育照护等方面给予服务支持。从大家的经验观察，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

　　林玲子：日本人尤其是男性，通常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日本一直以来都尝试着对工作风格、工作方式进行改革。但是最大的影响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2021年，结婚率上升了。如果远程办公、弹性办公方式继续下去，可能会给年轻人创造比较好的条件。除此之外，产假和陪产假，还有诸如津贴等经济支持也很重要。

　　金益基：韩国政府效仿北欧国家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但是韩国政府没有做到为工作女性提供充足的福利，甚至对男性来说也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环境(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水平，弹性工作和陪产假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韩国年轻人最想要的。

　　贝斯图：工作单位政策必须要和国家政策同步，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在家庭内部平衡男女角色，男女双方都应在照顾孩子和家务中作出同等贡献。

　　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本身，与其说是一个生育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其他问题的表征。比如年轻人要照顾孩子、父母、伴侣的父母，压力太大，政府确实想支持生育，但要想达到目标，可能要先在老年护理领域投入资金，去分担劳动年龄人口肩上的担子。

资料图：一些孩子在家人的带领下走进农田参与劳动。中新社发王俞摄图片来源：CNSphoto

　　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杜鹏：老年人群并非社会的负担，而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开发“银发资源”方面，日韩的经验能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林玲子：不能认为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会带来社会负担。日本人口确实是在减少，但预期寿命每年都在延长，这就意味着，增加的老龄人口放缓了整体人口减少的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人口确实在减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健康的老人数量在增加，那么实际劳动人口并未大幅减少，我们要做的是促进就业，促进老年人就业。

　　金益基：韩国正制定各种计划为老年人创造就业机会，制定了各种扶持计划。我们成立了韩国老年人力开发院，全面统筹相关工作，该机构正致力于为老年人提供适当的就业机会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杜鹏：贝斯图教授近期在文章中写到，中国要适应人口格局的巨大变化，逐步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收获“人才红利”。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贝斯图：每当讨论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时，我们必须准确地定义“负担”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我之所以谈到这种人力资本红利，是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与50、60、70年前的年轻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所掌握的技能、面临的机遇，如果被转化为更高的生产力，实际上就可以产生这种红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结构，而不是把老年人或60岁以上的人群割裂出来看待。

资料图：辽宁沈阳一公园内，一群爱好冰球运动的退休大爷组建冰球队进行比赛。

　　如何让人们接受“延迟退休”？

　　杜鹏：当前，“延迟退休”是中国社会热度较高的话题，其他一些国家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何在全社会达成延迟退休的共识？又如何做好配套制度安排？

　　贝斯图：在英国，退休和养老金之间的联系已不那么紧密，没有所谓的退休年龄。你的公司不能强迫你在60岁或65岁，或其他任何年龄离职，除非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正当理由。这与养老金年龄不同，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仍然是固定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退休，选择离职，但你无法在特定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这可以防止人们在他们真正想离职前就被迫失去工作。

　　人们说这会剥夺年轻人的工作，让人工作到六七十岁会增加年轻人口的失业率，但我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证据，我们应该考虑人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如何承担不同的工作。

　　林玲子：我们必须区分退休年龄和领取养老金年龄。日本正将养老金领取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但我们决定不再往后延迟，因为保持养老金体系可持续性很重要，这样人们才会信任它。目前，我们可以选择从70或75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如果延迟领取，获得的养老金会更多。

　　至于退休年龄，必须让它变得灵活，这样未来工作市场才能更灵活。我们可以为人生设立一个“第一工作阶段”，从20多岁到50岁，这个阶段，我们会结婚生子。到了50岁，孩子长大成人，就可以开启“第二工作阶段”，从50岁开始积累新的经验。我们可以工作到60岁或70岁以后，甚至80岁或100岁。这种退休年龄的设定是创造新型社会或适老社会的关键。(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