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
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从两江新区全球招商大会看重庆开放发展新机遇****** 1月11日,以“开放高地·创赢未来”为主题的2023重庆·两江新区全球招商大会(以下简称招商大会)举行。大会设立两江新区主会场和德国分会场,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步进行,邀请重点企业嘉宾及涉外机构共计260余人,世界知名企业25个,外资企业30家,领事机构和国际商协会18家。两江新区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务院批复的国家第三个、中西部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是重庆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和重要增长极。 2023年,世界怎样看我们?我们如何看自己?哪些机遇是我们不容错过的?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找到了部分答案。 世界怎样看我们 “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极佳”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经济承受了新冠疫情以及复杂国际环境的多重压力。进入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我们注意到,市场的情绪逐渐变得高昂。我们相信,2023年全球经济将有很大可能因中国经济的振作而出现复苏。”罗兰贝格管理委员会全球联席总裁戴璞在视频演讲中说。 戴璞介绍,罗兰贝格是一家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已服务中国40多年,拥有300名顾问,为中国的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跨国企业提供服务。因为了解中国,所以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从2022年至今,尽管中国经济面临很大压力,但中国仍在全球供应链中展现了韧性。更重要的是,在工业现代化和低碳发展的推动下,中国正加速打造未来经济引擎。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也通过视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中,中德双方企业家应深度合作,积极开拓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的人才交流、产业协同、项目合作。 世界目光不但聚焦中国,还关注重庆。 “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区位优势明显,产业聚集度高。未来,我们将促进德国企业与重庆的合作共赢。”米夏埃尔·舒曼说。 “这里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极佳。”在招商大会上,原达索系统全球执行副总裁罗熙文通过视频表达了投资重庆的感受。 罗熙文说,2019年8月,达索系统智能制造创新中心项目落户两江新区。2020年10月,创新中心投入运营,在此后的时间里,创新中心与重庆一起克服疫情影响,成为达索系统在全球运营最成功的创新中心之一。 记者了解到,达索系统创新中心在重庆围绕汽车、电子两大产业,为企业提供创新服务,通过其擅长的3D体验智能制造平台,将企业产品的开发、验证、生产、销售、运营等流程,整合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康宁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康宁显示集团总裁张铮表示,康宁公司与重庆结缘7年有余,双方合作日益紧密、牢不可分,“2021年我们推动了显示科技的热端项目和消费电子项目在渝投资。康宁对投资重庆始终信心满满。” 我们如何看自己 “有能力与世界同台,在新时代新征程干得更出彩” “赛力斯新能源汽车已在重庆这片沃土上蓬勃发展。目前,15亿元投建的新能源汽车升级项目已在两江新区启动,力争为重庆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贡献更大的力量。”在招商大会现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张兴海信心十足地说。 张兴海说,赛力斯已决定携旗下高端智慧新能源战略车型SERES5,亮相第100届布鲁塞尔车展。该车展是2023年开年后举办的欧洲最大汽车盛会,这也意味着赛力斯新能源汽车战略的全球化布局进一步加快。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干得很出彩,已经用行动证明,我们有能力与世界同台。”张兴海说。 “与世界同台”的自信源于创新能力的提升。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袁明学在招商大会现场自豪地表示,长安汽车已在全球构建起6个研发基地,研发实力在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中连续12年名列前茅。长安汽车的产品已销往7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首个产销突破2000万辆的中国汽车品牌。 “下一步,长安汽车将依托在渝布局的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阿维塔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梧桐车联科技公司、长安科技公司等重大科技项目,加速打造阿维塔11、深蓝SL03等明星产品,为重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及为科技长安提供有力支撑。”袁明学说。 “与世界同台”的自信还源于开放水平的提高。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文波,通过视频表达了三一重工选择在两江新区建设西南地区首个智能制造项目的正确性。“在重庆投资非常愉快,这里的政府诚信、务实、高效,兑现了招商的所有承诺,未来我们持续看好重庆,将加快推动两江智能新工厂建设,并运用西部陆海新通道,让产品走出国门。”向文波说。 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国华在招商大会现场表示,在智能化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自主品牌的崛起,中国企业有机会获得全球行业的话语权,“我们投资了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已经发展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 哪些机遇不容错过 “把握当下时局,瞄准新能源汽车、自动化、数字化等领域果断出手” 2023年,哪些机遇不容错过? 米夏埃尔·舒曼认为,欧洲当下的时局便是机遇之一。由于能源危机和政治框架的变革,德国生产条件变得更加艰难,许多受影响的德国公司目前正在想办法削减成本,这些企业将部分生产转移至国外,开拓新基地,这就为重庆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至于重庆与德国可在哪些领域合作?米夏埃尔·舒曼表示,根据目前中德合作的现状,在智能制造、环境技术、电子信息、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存储等领域合作空间较大。 事实上,米夏埃尔·舒曼发表这些观点的时候,正带着一批德国企业坐在招商大会的德国分会场。在大会的交流发言环节中,德国欧亚电巴国际有限公司、德国PSI软件公司等企业,在德国分会场通过视频表达了与重庆合作的意愿。 戴璞表示,未来在工业自动化、数字化、脱碳技术等领域有巨大机遇,根据罗兰贝格掌握的信息,许多国外公司希望通过上述领域进入中国市场,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 高国华则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为制造业带来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相信在这一轮新汽车产业变革中,中国将涌现一批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科技企业,在基础材料、电子元器件、高端装备方面形成独特的竞争力。重庆尤其是两江新区在汽车产业方面有扎实基础,应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进一步集聚潜力,为将来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不容错过的机遇,当然还有重庆。 在招商大会上,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愚以“世界的重庆,你我的两江”为题,推介了两江新区。他表示,全球企业来渝投资,可享四大机遇:一是万亿级的产业机遇。汽车、电子信息产业向万亿产业迈进,高端装备、生命健康、数字经济向千亿产业奔跑;二是海量的市场机遇。国家级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在实施,覆盖1亿人口,有近8万亿的GDP、3.5万亿的社零总额;三是一流营商环境机遇。对标世界银行指标体系,我们始终以企业评价为第一评价,以市场主体为第一感受,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一号工程”,为企业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四是最优的政策支持机遇。叠加享受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自贸试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级战略政策的强大支持,也有两江新区“真金白银”的产业发展扶持,每年的支持资金超过100亿元,其中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不低于50亿元,电子信息不低于50亿元。 重庆日报记者 陈钧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